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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发布时间:2016-09-20   点击次数:1202次

编者按:谁能想到在云贵高原上有这样一个村落,它完整地保存着缠足的活的历史资料。作者的家乡六一村是中国最后的缠足部落。云南青年作家杨杨创作的《摇晃的灵魂——探访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一书,解读出六一村缠足习俗的秘密,我们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从历史到现实,六一村不是一个孤独的乡村 
    我们知道一个小乡村是很难在地图上出现的,由于它的渺小,我们的肉眼在地图上无法感知它的存在;更由于它的分量像一滴掉在炭火上的水,让人难以捉摸。 
    可是我看到一个外来者指着一张奇怪的地图,他的手指放在“昆明”二字上,然后向南摩挲移动,指尖立即触到比邻近“玉溪”还大一号的字:六一村。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遥远的、古朴的、深邃的、充盈的乡村,同时也触摸到了它富有的、跳动的、发光的、现实的乡村的肌肤和纹理。 
    从它的诞生之日(大约1382年)起,一直到滇越铁路开通之时(1910年),这里都是滇南“官马大道”和“驿道”的要冲。村前是浩渺的杞麓湖,村后是起伏的群山。这条大道,直接让小小的六一村,一端面向昆明,直至中原;一端面向建水、个旧、越南北部,以及广西百色,沿西江、珠江而至广州至香港。 
    再说,它距离享有“小云南”、“小昆明”之称的、滇中南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通海,也仅仅二三公里。 
    因此,它是一个封闭性(地处云南)和开放性(地处交通要冲)并存、复合、渗透的乡村城堡。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和神秘性,也决定了它美妙无比的现实色彩。 
    现在,我们深陷在这个乡村城堡里,用锐利的目光,从它的现实色彩中,透视汉民族的一个主要怪胎——缠足文化,透视它在这里所遇到的围剿,以及它的侵略性和生命力。 
    由于我们对汉民族文化的迷恋和寻找,所以我们不会故意忽略和轻易放弃这种关于脚的审美历史嬗变的研究。我们从这片浸透着小脚的脓血和汗液、布满了小脚的足印的沃土上,从一个个“活化石”的身上和它们的故事中,我们应该并且看到“中国人关于脚的疯狂姿态”、“中国的汉民族如何最早把脚纳入审美范畴,并最终把它推向极致的事实”、“小脚女人作为另类文化人的存在,她们的生活方式、生理及心理特征的唯美性和怪异性”,等等。 
    在我们的眼里和心里,六一村因此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可以视而不见的小山村。它的确是一扇可以窥视缠足秘密的半开着的窗户。里面有幽光、幽情和幽思;有活人、有旧物、有故事。
    明朝大兵赶走当地居民,乡村城堡上演“男耕女织” 
    在这个有着城堡意义和形象的村庄,大约在六百年前后,一群姓罗、姓杨、姓李、姓飞、姓海、姓王的明朝大兵,随沐英从南京出发,到了云南通海,被分配到杞麓湖南岸,建起了6个军营形象的村庄:上罗家营、下罗家营、杨李家营、飞家营、海家营、王家营。这是他们用武力赶走当地居民的结果。当然失败的当地居民也不会让他们安宁,报复和偷袭是经常发生的事。 
    在森严的兵营里,大兵们把抢来的姑娘,全弄成了一个个小脚伶仃的女人。 
    小脚女人被大兵们常年供养着,像江南一带的大家闺秀,足不出户。偶有露面,那必定有大兵们的团团呵护。这些小脚女人倒也知足,她们为了感谢这些优秀的兵哥哥,便拼命为他们生孩子,并把所生的小女孩,按照男人的要求,全部裹成小脚娃娃。对此,兵哥哥们的眼睛极为挑剔。因此这里的缠足水平扶摇直上,缠足技艺和脚的小、尖、弯、香、软的标准,都与古都南京接近。 
    后来兵哥哥们无力供养小脚女人了,她们便学会种蚕养桑,用丝线织出平滑光亮的“通海缎”。小脚女人们也因为劳动的成功,心头掠过一阵阵得意的春风。但是苛捐杂税容不得“通海缎”的风光,小脚女人们不得不放弃种蚕养桑,回头跪在男人面前,求他们供衣给食。男人们不再把她们当做闺秀,而把她们视为奴仆,随意在她们身上发泄性欲,随意强迫她们劳作。 
    1910年滇越铁路的开通,给小脚女人送来了洋纱和染料。小脚女人又从田间回到家中,织出有名的“河西土布”。她们用梭子撞开一扇倾斜着的穿衣吃饭之门。 
    当时六一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纺织城。证据之一就是县内仅有的两个土布交易市场,六一村是其中主要的一个。 
    可以想象,封建社会那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和抒情的画面,曾在六一村隆重上演了一二百年。 
    六一村最后的小脚舞蹈 
    缠足是有源头的,我们在冥冥中看到那个令人羞辱的源头:公元前11世纪商纣王的妃子妲己的畸形小脚;南朝齐国东昏侯的潘妃步步莲花的情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命令宫嫔用帛缠足的诏书;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少数几个汉族姑娘缠足的动作;元代,从宫廷舞蹈变成现实的汉族民间小脚舞蹈的足迹。到明清时代,这种小脚舞蹈走进疯狂的民间,走入南方的乡村。 
    但我们无法知道缠足起源于哪一天?哪一分钟?哪一个人?哪一个地点? 
    这个源头,像一张脆薄的土纸,一戳就破。 
    而它的过程,像条河;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从上流社会到普通百姓。我们看到事实的波浪,水流的浑浊,淹没的人群,呼救的声音。 
    这条河逐渐成为时间的地下河,变窄、变黑、变死。 
    它干涸的那一天,是一个节日,一个完美无缺的节日,标志着不同寻常事物的降临:天足时代的到来。 
    但是古怪的六一村,虽然距县城仅三公里,她们本该全部奔走到县城,沉浸到那个平凡的世界中,纯粹的生活中去,喊口号,挥旗子,放鞭炮,唱战歌,让小脚和灵魂得到放纵和开拓。但是面对节日,六一村的许多女人却躲进荒园、小楼或黑房中,继续做着男人耕田种地、赶马经商,女人生儿育女、纺线织布的幽梦。 
    她们在那个难醒的幽梦中,那个客观上保护着她们幽梦的城堡里,继续进行着荒诞不经的行为:为自己、为女儿、为孙女缠足,偷偷摸摸,处乱不惊、不动声色地收藏着她们的秘密:超现实地塑造着纤纤玉足。 
    我(作者杨杨)母亲、肖秀香、皮桂珍和李翠芬都是在“天足运动”呼声最高的时候,开始偷偷缠足;在小脚已经成为丑脚,缠足已经成为陋习的现实里,她们向历史伸出了挑战似的小脚:银莲或者铁莲(没有达到三寸金莲的审美规范的脚)。 
    我曾经精确地推算过十几位老人的缠足里程,如我母亲周秀英,现年62岁,于1946年缠足,1952年放足;现年65岁的皮桂珍于1943年缠足,1956年放足;现年63岁的李翠芬于1943年缠足,1950年解缠,1951年再缠,1958年放足。她们三人都是典型的“解放脚”。其他如现年70岁左右的小脚女人,也是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缠缠放放,放放缠缠,一同被称为“解放脚”。那些现年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曾放过,但是终因无法复原,只好缠至如今。
    现在六一村的大街小巷、堂前屋后、老宅深院里,三百多双小脚仍走在历史的圈套里和小脚舞蹈的黄昏里。
    我们作为一群访问者、研究者、冒险家或旅游者,曾搜寻全国的小脚踪影,没发现哪个乡村角落或哪个城市一隅,还回响着这么集中的小脚之音。 
    只有六一村这个古怪空间,因为逃避时间的教诲,无意中成为一种畸形文化的最后城堡,或这种舞蹈的最后祭台。 
    无疑,我们看不到缠足之河的源头。它缥缈起伏,云遮雾罩。但我们却可以亲眼看到,缠足史的小尾巴将终结在云贵高原上一个奇妙的小村庄里。我们将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小脚舞蹈着,在某一天,某一时,在六一村谢幕。 
    回到现实,我们沿着幽幽的巷道寻觅,我们看到类似于城门洞的栅子门,还有石门板和石门臼。在老屋的堂屋后面或者杂物堆里,我们搜索到整架完好的纺车和残存的织布机。在老屋的山墙上,我们清晰可见供男主人向外射击入侵者的枪孔。老人们说,直至民国时期,土匪们胆敢清洗县城,却不敢轻易打六一村的主意。 
    走在六一村的街道上,我们不断发现这个乡村城堡的肖像特征,不断确定它作为小脚女人的现代乡村城堡的真实存在,我们感到六一村至今仍古风犹存。 
    缠足的女人用它来勒住四趾,裹紧脚尖,绑缚脚跟,扎断脚腰。缠足时,先从四趾开始,经足背,转足跟,再至足背,又转至足跟,通达足尖,转一圈,至足跟,再通达足尖,让出大足趾,至足背。往后,至足跟,再转直足背,又转至足跟。向前,裹严大足趾。往后,至足跟。向前,让出大足趾。至足背,拦脚腰一转,向后至足跟,再转至四趾内侧里。缠足终了,密密麻麻,共缠七层。也有缠五层者,即在脚尖、脚腰各减一层。 
    小脚穿上这件紧身衣后,只有脚跟底部露在外面,其余部分,与外界彻底隔绝。它像一条毒蛇,缠咬住女人的小脚,让女人在毒辣的缠绞中,沉醉于一种异样的麻木或幽香。恍惚中,如同与金蛇狂舞,享尽极致疼痛的快意。但女人时常感到,足底冰凉,如同死者。 
    女人一生被它缠绞着,或者说,女人用它来缠绞自己一生。它在女人的手中,像舞者的彩带,像魔术师的道具,像巫师的法宝,使用起来,自由、飘逸,变幻无穷。把一个冗长的、腐朽的、奇臭的、黑暗的、丑恶的秘密,深藏其间,并让女人和她的男人去终生保护和分享。 
    这个阴冷的秘密,改装了女人的生理和心理,既是技术上的改装,更是躯体思维的改装;但在日复一日的黑色的游动中,小脚从未抵达那改装之梦的幽暗边缘。而缠足布一直没有替换下来,因为它一直没有代用品。聪明的时间的大脑,创造不出比这种土布更狡猾的长蛇。它腥膻地诱惑着女人,又让女人把玩和耍弄。 
    六一村的小脚老太太,至今无一例外地耍弄着五十多年前的缠绵足布。那是她们亲手纺织出来的土布:柔韧、粗涩、有力,是小脚的最佳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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